一、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伯爵生平及著作

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伯爵先生法文名全称为Pierre Henri Stanislas d~q~Escayrac de Lauture,法国旅行家和探险家。1822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1856年曾应埃及总督邀请率领一支考察队考察尼罗河源头。多次至非洲和远东考察。拿破仑三世曾因其在海外的科学考察成就给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最后他又获得了荣誉军团司令勋章。

1859年随蒙托邦将军担任总司令的法国远征军赴中国。1860年9月18日在通州被清政府官员扣留，然后被囚禁并遭受酷刑，1860年10月，在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之后向京城进发途中被交还法军。

       洛图尔伯爵于1868年12月18日在枫丹白露去世。

         洛图尔伯爵在世时留下了不少著作，其中1849年至1860年期间的著作主要以非洲考察为主，共有20来种，比如《东苏丹贸易报告》 （Extrait d~q~un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du Soudan oriental），《沙漠与苏丹》（Le Désert et le Soudan），《非洲内陆的社会状况报告》（Mémoire surl~q~état social de l~q~Afrique intérieure） ，《连接两海的运河对总体贸易尤其是红海贸易的影响》（De l~q~influence que le canal des deux mers exercera sur le comm erce engénéral et sur celui de la mer Rouge en particulier），《埃斯凯拉克• 德·洛图尔伯爵分别致约玛德先生和阿尔弗雷德·莫利先生的关于东非各地区的语言及历史的两封信札》（Extrait de deux lettres adressées, l~q~une à M. Jomard, l~q~autre à M.Alfred Maury, sur les langues et l~q~histoire de diverses régions de l~q~Afriqueorientale, par M. le comte d~q~Escayrac de Lauture），等等。1860年至1868年的著作主要以研究中国为主，共有10来种，比如《中国人的算术。算盘的用法：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先生在上海致夏思乐先生的一封信》（Arithmétique des Chinois. Usage de l~q~Abacusou Souwan-pan, par M. d~q~Escayrac de Lauture : extrait d~q~une lettre adresséede Chang-Haï, à M. Chasles），《埃斯凯拉克• 德·洛图尔伯爵被中国人囚禁的经历自述》（Récitde la captivité de M. le comte d~q~Escayrac de Lauture par les Chinois, fait parlui-même），《论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当前叛乱之研究》（Considérations sur le passéet l~q~avenir de la Chine. Examen de la rébellion actuelle），《中国回忆录》（Mémoires sur la Chine），《战争，军队组织及公平》（La Guerre, l~q~organisationde l~q~armée et l~q~équité），《中国和中国人》 （La Chine et les Chinois），等等。

二、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伯爵在中国的经历

根据埃利松伯爵在其回忆录《翻译官手记》（Journal d’un interprète en Chine）中的解释，他认为1840年开始的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清政府与英、法、美等西方诸国签订了条约，但是清政府没有认真去履行。到了1856年，法国神甫马赖被杀，清军搜查“亚罗号”商船等事件促使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然后，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白河口的大沽炮台，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埃利松伯爵在书中这样写道：“1858年，新的条约签订，跟其它条约一样没有被执行。1859年，英法舰队重返白河，但是这次，他们失败了，只好撤退。我们要为这次失败共同进行报复。我们要变更1844年和1858年签订的条约。这就是我们来到中国的原因。”

于是英方12000人和法方8000人组成的英法远征军分头开赴中国。根据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库赞·德·蒙托邦将军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Souvenirs du Général Cousin de Montauban)记载，他曾想“随军带上一个由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委员会，让他们搜集所有与历史、艺术相关的奇人奇事。毕竟，我们要远征的是中华帝国，自乾隆皇帝以来欧洲人始终未能深入其内陆。”但是，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最后只派了一位学者给他，这位学者就是洛图尔伯爵！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在2003年出版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Le sacdu Palais d’ été）中认为“蒙托邦心中想的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随行的那个著名的由一批杰出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其非凡的业绩成为埃及学的开端”。蒙托邦当时还要求派一个摄影师随军，“尽管请求获得批准，但不幸的是，根本就没有摄影师与我们同行。英国远征军后来垄断了这次对华远征中所有重大事件的摄影权。”

不过，蒙托邦将军对洛图尔伯爵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德·洛图尔伯爵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聪明、勤奋的学者，他善于思考，曾游历过东方不少地方，他发表过一些游记，回到巴黎后曾出版《中国回忆录》一书。尽管书名再普通不过，但是他在书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洛图尔伯爵自己曾经这样说：“皇上很想让我加入这场将于北京结束的军事和外交远征之中，并委托我从事某些研究。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切更能使我满足了，因为此行将使我超越我们的小天地和孤陋寡闻的局限。”

布立赛先生则在书中接着说：

“埃斯凯拉克• 德·洛图尔伯爵为摆脱平庸环境的前景而欣喜，然而，他应该为参加了‘远征’而深感遗憾……”

的确，如果没有参加这场远征行动，那么，他或许不会在回国不久就英年早逝了……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终于再次攻陷大沽炮台。8月24日，他们占领天津。朝廷钦差桂良和恒福与英法代表进行了谈判。但是就在签字画押之际，钦差们悄然逃离。9月9日至11日，联军五千人马向通州进发。期间怡亲王载垣出任清朝全权谈判代表，希望联军不要进入通州，而是派代表前往通州继续谈判。

根据译者同期翻译的夏尔·于贝尔·拉佛莱（CharlesHubert Lavollée）所著的《1860年的中国战事》描述，联军从天津至北京的行军路线如下：  

   天津——普口村        10公里      普口村——杨村     19公里

     杨村——南台村        20公里      南台村——河西务 25公里

     河西务——马头村    18公里     马头村——通州     25公里

     通州——北京            18公里

巴夏礼先生和韦德先生于9月14日在通州跟载垣和穆荫进行了8个小时的先期谈判。根据先期谈判，联军部队在距离通州8公里处驻扎不动，然后，9月17日，联军各派代表前往通州进行最后的谈判。根据埃利松伯爵的回忆，当时派出的人员情况如下：

“将军赶紧派遣了杜比少尉，弗隆·格朗尚上校，沙努安上尉，行政处军官阿代尔和加热；传教士杜吕克神甫作为翻译陪同他们前往。他们需要搜集各种军需物资，做些采购，最后为根据特使们的指示驻扎在8公里外的军队负责给养。 ”

“带着同样的任务与他们一起前往的英国军官有：骑兵队参谋长沃克中校，安德森中尉，《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使馆一等秘书诺曼先生，罗亨利和巴夏礼两位先生。19个印度骑兵护送他们。”  

“因为在尼尔河的勘探而闻名的科学委员会主任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先生，即皇帝的御医雷耶博士的女婿，带着他的学者及秘书，与我们的军官们同行。”

“最后有使馆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奥斯曼长官，美理登先生，他们也参加了这支小型征战队伍，前往通州向怡亲王载垣递交葛罗男爵的信函。”

蒙托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看着年轻健壮的军官离我远去，我心中莫名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尽管我儿子曾向我多次表达前往通州的意愿，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他的职责并不在那里，他根本没有理由与那群年轻人一同前去执行任务。科学委员会主席德·洛图尔先生曾多次提出前往通州，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他。他学过一点中文，而且在上海还雇佣了一个有学识的中国人。但这次，德·洛图尔擅自离队前往通州。”

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引用了蒙托邦将军的这种说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洛图尔伯爵是完全可以不前往通州的。他本人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什么危险，因为此时清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根据蒙托邦将军的回忆，当时法国特使葛罗男爵在回复钦差大臣的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贵钦差大臣已经做出非常公正合理的安排。清政府表现出立刻重建和平的强烈愿望，对此我方并不怀疑……”。可惜事实恰恰相反。

洛图尔伯爵到了通州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布立赛先生在书里这样写道：“至于洛图尔，更是极端不谨慎，竟然部队未出发，就独自一人先行。据蒙托邦将军解释，洛图尔很想住到一户居民家，硬是强行把人家赶走；战斗未打响，谁也不敢和他说什么。可是，当地人得知别处已向联军军官下手，便将他和随行士兵都抓起来。”

在蒙托邦将军的回忆录中，差不多用了15页来引用洛图尔伯爵自述的历险过程（参阅《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第326页至340页）。洛图尔伯爵为何要强占民居呢？伯爵是这样叙述的：

“……进入通州城后，中国官员前来迎接，他们自告奋勇地要帮我寻找落脚处。我将行李留在原地，跟他们走了。我并不满意他们为我提供的住处。他们想让我和巴夏礼先生的锡克骑兵住在一间小寺庙里，这显然太挤了，我需要一块足够大的地方放车马。于是我自己重新找了合适的住处。”

而在布立赛先生的书中，写到法国冈城大学历史教授泰西埃先生曾于20世纪初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中抨击了洛图尔伯爵于9月17日这一天在通州的“倒行逆施”，该文除了引用了伯爵前面的这一段自述之外，还引用了伯爵的另外一段自述：

“我去的那户人家，房主像是六七品芝麻官，对我极不友善。我也对他毫不客气，我想占用的几个房间，非要他让出不可。他差人把所有家具搬走，这种不礼貌就等于说，他把我看成强盗。而我让人把桌椅搬了进去。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此。”

泰西埃认为“洛图尔如此举止放肆，蛮横无礼”令他非常惊讶，他这样写道：

“就这样，一个普通法国人，无任何官方、外交或军事的头衔，擅自一人来到中国一座城市，属非占领的城市，而是中立城市。对这样一个城市，应当以特别的尊重对待，因为时值各方全权代表在那里会谈，签署和平协议……故而不能摆大老爷架子。他简直太放肆了……”

泰西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听到大炮一响，通州的老百姓对洛图尔那么仇视，就无须大惊小怪啦！”

“当地人把洛图尔抓起来，拳打脚踢，以死相恐吓；然后，将他手脚反绑，扔进囚车。对于他，这只是可怕苦难的开始。”布立赛写道，“而泰西埃不带恻隐之心，认为他这是罪有应得！……”

清官员在通州扣留联军人质事件通常被认为是清政府事先设下的圈套和阴谋。洛图尔伯爵参与了炮制“圈套”之说，因为他“把扣留西方人员的责任归咎于一份悬赏缉拿联军人头的上谕，如：军官500两银子，士兵100两，印度兵50两。然而，该告示的日期是9月20日，比‘人质’被扣晚两天。”泰西埃也指责了洛图尔先生的这种做法。

据布立赛先生的书中描述，面对圆明园抢劫事件，洛图尔伯爵采取的是一种弱化罪行的态度。伯爵说：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车辆把所有那些收藏品都弄回来，否则，我们的博物馆就会极为丰富了。实际上，弄到的东西并不多，人们依靠想象把它夸大了。有的士兵捡回一些镶嵌着假珍珠的旧钟表，有些军官带了些老掉牙的瓶瓶罐罐或不成套的画册回来。可别有用心的人从一开始就利用那些不着边际的牛皮大话，说是要给士兵和军官们分发财宝。”

伯爵甚至讲了一个有德行的军医的小故事：

“有个军医，他走遍了那座惨遭劫掠的宫殿，却什么也没拿，他拒不拿任何东西，也不指责任何事情。他走出园子的时候，手里只拿着一片树叶。我无权说出那位军官的名字，所以我把这种高尚而又纯正的行为记到我所了解的最无私和最值得赞赏的军队医疗队的功绩上。”

洛图尔伯爵还在刑部的监狱被关押了半个月之久。他详细叙述了监狱里的经历。这种折磨对他来说是一种噩梦。埃利松伯爵在《翻译官手记》里曾这样描述洛图尔伯爵被交还给法军时的情境：

“我负责跟随这些军官去把我们的同胞带回来，我发现他们的状态极其悲惨。尤其是洛图尔先生看上去像是短小了1英尺。他穿着一件中国女人的旧长袍，上面粘满了污泥。他那僵硬迟钝的双手已经呈S形。他们曾经用绳子捆绑他的双手，直到勒进手腕的肉里面，每次他要抱怨的话，他们还往上面浇水，然后绳子就会勒得更紧。”

布立赛先生在书中写到为洛图尔伯爵做检查的军医卡斯塔诺的描述：

“他的状况很恐怖，浑身长满了虱子，到处是伤，几乎走不了路。两只手腕上还有受虐待留下的痕迹，好几个月手都不能动弹，肌肉萎缩麻痹。人整个消瘦下去，一副痛苦相，很是让人同情……因为他如此不幸，我们在救护车上尽可能使他减轻些痛苦，给他说些安慰话。”

埃利松还写道：

“最后，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细节，他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因为他的整个私处被可怕地割掉了。”

战争是残酷的。据埃利松所写，在被扣留的联军人质中，“额尔金手下的使馆一等秘书诺曼先生，头部被刀劈裂，手脚捆绑后被抛尸，头部长满蛆虫而亡。《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被从窗口扔到一个院子里，被里面的猪群吞食。”法方翻译杜吕克神甫则被砍了头。

根据洛图尔伯爵的叙述，士兵们受到的虐待甚至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这些可怜的士兵，手脚被绑，动弹不了，没有饭吃，饥饿难忍，如果士兵们提出要吃饭，他们就在棍子的一端装上布团，涂上大便，然后往士兵们的嘴巴里塞。”

不仅如此，埃利松还写到另外一种折磨：

“我们把它们（野狗）赶跑之后，认出这是5个被我们收编的苦力的残骸，我们还能够看出露出地面的制服碎片上的编号。中国人把他们捆绑后让他们站着被埋在地里，只剩下一个脑袋露出地面。这些狗跑过来，开始舔他们的脸，然后开始咬，然后啃他们的头，最后刨他们的身体。”这些苦力是法军在广东地区招募的中国人。

只有在埃利松的回忆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百姓对这些“长毛”们有多么害怕。可以想象中国人对他们有多么害怕就有多么憎恨……在联军行军所经之处，沿途百姓会纷纷逃离，来不及逃离的甚至会亲自把家里的女人溺死在水缸里或者用其它方式杀死，以免她们遭受联军士兵的侮辱，这种景象也是非常惨烈的。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第11章里曾有这样的描述：

“三个女人的喉咙已经被割开，沾满鲜血的丝绸床幔上，血还在往外冒着，不停地流到地面，她们还在喘着一丝气息，四肢做着临终前的抽搐。在她们旁边，两个尚不懂事的小女孩还在摆弄着临死者的黑色长辫，还在被鲜血浸染过的丝被上嬉戏，冲着她们年轻的母亲或者年长的姐姐们的奇怪姿势嬉笑。两个小姑娘被血弄得很脏，就如同在我们这里婴儿们被醋栗色的果酱弄脏了一样。”

“在床的对面，在靠墙摆放的一把柚木扶手椅上，坐着一个中国官员，这是家中的主人，他正看着这幅惨烈的景象。为了让这些不幸的女人，也许是他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夫人，免遭蛮夷们的侮辱，他亲手了结了她们。在这两个还活着的小姑娘面前，也许他实在狠不下心，于是哆嗦着没有下手。他自己也用刮胡刀割喉自杀。穿着绸缎，正襟危坐，他的心跳还没有停止。在开裂的伤口处，血随着每一次呼吸不停地流出来，沿着他的胸口流到他的腿上，从刀口掉落到地上。”

“他的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可以用来摇晃着赶走那些贪婪地叮咬他那可怕的伤口或者直接吸允流过的血迹的苍蝇；渐渐地，随着扇子的扇动，血凝固起来，由鲜红变成了褐色。”

“他那冷酷无情的目光直直地盯着这两个被惊吓的军官。他的目光仿佛在说：‘你们抓到我们又能怎么样？嗯？你们这些西方恶魔！’”

 因此，不难理解，埃利松在描述圆明园的盆景时，居然借景生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中国人是杰出的刽子手，喜欢把自然界变得弯曲歪斜。凡是古怪的、反常的、出格的东西，都会令他们着迷。”

记得2011年6月18日，译者在上海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域外文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曾经解释过这句话。

根据埃利松的描述，

“中国人在通州总共抓走了26个英国人，他们送回来13个活着的和13个死了的。他们抓走了13个法国人，送回6个活着的和7个死了的。”洛图尔伯爵好歹还算是活着回来了。但是，带着一身伤回到法国的伯爵于1868年12月就去世了。正如蒙托邦将军所说：

“这个‘可怜人’在法国过早死亡，也许就是他此前受虐待的结果。”

三、关于《中国和中国人》

这是洛图尔伯爵在去世近10年之后才由巴黎阿多尔夫·德拉埃出版社（Adolphe Delahays）出版的一本著作。全书共分为“中央政府”、“文职官员”、“行政管理”、“国家财政”、“军事状况”等五个部分，中间安排了许多插图。作者在书中对相关内容的描述之详细令人惊讶。据载，洛图尔伯爵回到法国后的著作不少是口述给他的兄弟，由其兄弟记录而成。

洛图尔伯爵在书中不仅详细列举了大量数据，还经常夹杂一些评论。有些评论不无揶揄嘲讽。

比如，在“中央政府”一章中，他介绍了专制政权的特点，认为“所有的专制者都永远是罪有应得的死刑犯。”

在“文职官员”一章中，他列举了一个知县的团队并指出：

“然而他（知县）只有1500盎司的俸禄，他又该如何对付这种入不敷出呢？他不仅需要自己生存，还得保证有足够的钱养老。他将只有求助于贪污，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他在介绍完官员出行的队伍之后，对官员的庞大“随从”这样评论：

“这些随从既无尊贵也无权势可言，他们所经之处，嘈杂声震耳欲聋，百姓避之唯恐不及，仿佛与他们的主子接触是肮脏不堪之事。这些随从人员是些卑鄙下流之徒，他们的帽子硕大，蓝色、黄色或红色的服装污渍斑斑，破破烂烂，让他们更像是一群流浪者的队伍，而不像是一群诚实厚道之人，我无法相信这些狐假虎威的人能够给法律的威严带来什么光彩。只有那些卑劣和没落的政府才会摆出这么一副无耻浮夸的排场，一个光荣的政府应该是不屑于这种表面文章的，应该是不会给民众带来这种无视司法的肮脏的寄生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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